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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年卖房后,他们重回出租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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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06-29 【 字体:

文 | 吕煦宬 编辑 |毛翊君

32岁这年,徐敏静以亏损10万的价格,卖掉人生中第一套房,试图从自己挖下的坑里爬出来。重新租房后,她算了笔账,暂时在经济上松口气。这两年,不少人说起自己“卖房换租”的经历,社交平台上有人产生共鸣,觉得是个缓解燃眉之急的“反向置换”办法。

我们找到几位这样的房主,他们三十多岁,都在2019年左右“上车”,完成这件人生大事后,陷入失业困境,房贷压力很快超过承受阈值。做出卖房决定,是他们跟自己固有轨迹的巨大偏离,费劲卸下这一个枷锁后,马上又有下一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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亏本爬出来

大件家具留在屋里,钥匙交给卖房中介,去年3月,徐敏静离开成都龙泉驿区的家,搬进出租屋。她没有和房子留下一张合影,“只想赶紧走。”有一年半的时间,小区房价从每平方米1.8万的高位点下滑到1.4万,她坐不住了,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挂牌上架。

当时,同小区、同户型的二手房基本都报价130万。徐敏静判断,大部分的卖房者还是希望能从中获利。她对房价走势没有信心,怕拖久了亏得多,直接降到120万——覆盖房款和三年来的房贷支出。中介跟她说,这算是“良心价”。

挂牌20多天里,只来了五波人,依然往下砍,“一刀就是十万。”接着赶上春节假期,人越来越少。徐敏静急了,联系中介又降2万。终于来了个买家,压到116万,徐敏静咬牙接受了。但签合同时,对方贷款资质出了纰漏,交易被迫中止。

按这个价格挂了半年,房子才出售。算上还贷的利息,徐敏静卖房亏了大约10万。63岁的母亲不理解这番折腾:房子就是根,就算房价下跌,也没必要卖了再去漂泊。而徐敏静着急的是,要把房产变现,从坑里出来。从买房到卖房,用她的话说,“被房子绑架”了4年。

徐敏静最初也有投资的考虑。2017年3月,成都推行限购政策后,房价一路高涨。徐敏静观望了两年,决心“上车”。她看中龙泉驿区是2023年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核心场馆的所在地,升值空间大。

二十出头时,她笃定“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,自己就算一辈子租房,也没什么问题”。但进入地产媒体行业后,她看到有片区的房价直接翻番,获取的信息里总充斥着“量价齐涨”“地价天花板”等字眼。某个周一,她得知,工位旁边的两个年轻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。还听说有人在摇到购房资格当天,向同事们借钱凑首付,“当时大家都觉得,摇到就是赚到,会很积极地借钱。”

她盘算,等过了政策规定的三年出售期,就转手这套房子。按当时房价飞涨的趋势,徐敏静预估三年后至少能收回40万,能置换更好的房子。她把下一步的目标锁定在高新区,在她眼里那是成都最好的区域,房价近3万一平。

为了这笔投资,她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块房贷,比原本的房租贵了3000。如今回忆起来,徐敏静觉得这并非一个谨慎的决策——房贷超过月收入的30%,“不符合财经专家所说的安全范围”。但当时,她确信,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
那时,她转型到大厂地产口媒体,月收入一万多,比当年成都平均月工资高出四千多。她身边有不少前辈能靠接私活、做项目提高收入。徐敏静打算在这里“熬下去”,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。

以前她从不把心思放在省钱上,买房后,工资一到账就先缴房贷,宽慰自己当作存钱了。打车次数越来越少,点外卖也学会领优惠券下单,她萌生出一种责任感,“感觉自己长大了。” 但压力渐渐超过了阈值,她发现,在爆雷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,她的行业在经历转型,人员不断发生变动。这几年,她换了4份工作,都做不长久,中间甚至有接近一年没班上。

待业期间,她靠提公积金维持贷款,最拮据的时候倒腾过信用卡。买房一年多,徐敏静还了十几万,后来才发现,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利息。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包裹她,“这十几万,干什么不好?”母亲来和她一起住的时候,她不能在家发泄情绪,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。

资料图。源自东方ic

北方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人覃逸也在买房后,才发现还贷是在给银行打工。他和徐敏静在同一年买房,每月房贷一万三左右。他“不敢花钱”,喝的咖啡从40多元降到10元,最后索性自己煮。四年来,他还了近40万利息,本金只有20万。

去年7月,公司砍掉了覃逸所在的产品线。身为部门总负责人,他也没有逃过被裁员的命运。这一年他34岁,认为这个年纪没法在互联网再找到更好的工作,决定回老家威海。至于这套房产,他想过出租,但这不现实——按市场价,最多带来每月6500元租金,远不能覆盖房贷。

他没有户口,即便挤进了这座大城市的东五环,房产也不能成为孩子上学的资本。卖房成了最优解。覃逸想以445万成交这套45平的一室一厅,避免成为“房损一代”。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,同小区、同户型的房子基本都挂的是420万。

卖房的80多天里,他每天都会接待一批看房者,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出价。为了尽快脱手,他三次降价,最终以415万成交,比预期低了30万。房子被一位中年买家全款买走。闲聊中,覃逸得知对方住着价值千万的房子,买下这套房只为给海归的孩子落户。

这两年,不断有人靠折价卖房止损。有郑州的房产中介对媒体称,由于二手房较2017、2018年降价了百分之二三十,有家里遭遇变故的业主无法支撑高额月供选择“免费送房”——只要买方愿接过房贷,房子就直接过户。

社交平台上,也出现不少宁愿亏本也要“从坑里爬出来”的购房者。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“上车”期房,4年后小区附近的设施没有如期完善,房价每平米也降了好几百,为了避免损失,夫妻俩提前还清20多万贷款,在2022年年底卖房,亏了30多万。有留言甚至说,把“卖房换租”看作是一种“反向置换”的办法。

2

心理绑定

徐敏静记得,搬新家那天,家里来了许多亲戚。有人拿来象征“节节高”的甘蔗、带有好兆头的发糕和橙子,搞了一场热闹的“进门仪式”。长辈们把买房当作一件大喜事,在他们眼中,这和成功的人生紧密挂钩。

2019年过完年,徐敏静在家里支持下买的龙泉驿区这套二手房。76平的三室一厅,单价每平不到1.4万。父母很高兴,认为女儿是在成都落定了,即便没有结婚,也算有了一个家。母亲常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,说她能独立还贷,称得上优秀。

徐敏静清楚,自己是被裹挟“上车”的。2015年下半年,在重庆工作的她考虑换城市发展,当时母亲劝她回家进体制,还说如果答应就给她买房、买车。但从小到大,徐敏静都盼着逃离母亲的视线。

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,徐敏静总觉得,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。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,她给母亲打电话,还没等她开口,母亲就说: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,你在干嘛呢?徐敏静心里发毛,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,长大后不想再回去。

后来,徐敏静在成都定居,母亲仍试图干预,催她买房、结婚。当时她还忙着打拼,想等有婚育需求再买,况且每月1000多已经能租房住,她不着急。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,表哥大学一毕业,父母就给他安家置业,小一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“最好的年纪”结婚成家,搬进新房。

资料图。源自东方ic

在这些观念里,买房和考上名牌大学、找到体面工作一样,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。985名校硕士,27岁结婚买房,30岁前年薪百万,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,就会是很多人眼中的“人生赢家”。

毕业后,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,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:“安家,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。”2019年3月,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,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。康怡请来设计师,按照自己的喜好,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。

解决了“人生大事”,困境没有消失。一万七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“心理上的绑定”,“因为它的存在,你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。”隐性的负担让她不敢轻易辞职休息,即便早已不堪重负。

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,她每天加班到十点,周末也常常上班。手机从不关机,甚至婚礼前一天,她都在待命。在新家安装的浴缸,她一天都没有用过。然而,卖房、辞职,这些“偏轨”的时刻她从未想过。

康怡一直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外界的高期待也让她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,“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,没有竞争力。”长期高压下,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。直到2022年11月底,她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,连夜赶回西安。两周后爷爷去世了,她才在想,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?

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,还是跳脱出外界制定的游戏规则,找到自己的节奏?——最后,她冒出卖房的念头,想从这件事开始,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,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,才有勇气辞掉工作,琢磨未来的方向。

出于投资的角度,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房。夫妻俩观察到,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,加上房龄已有十多年,再拖几年,卖价不容乐观。2022年九月,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。康怡说,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。而现在的她心里轻松多于不舍,“无贷一身轻,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开启新的生活。”

康怡卖掉的房子。讲述者供图

3

枷锁与安全感

卖房后,康怡几乎把所有家具留给了新主人,和丈夫重新开始租房。租到完全满意的房子不容易。第一个在郊区,环境好,但房租超过了原先的房贷,通勤也不便利,没住上一年,夫妻俩决定再换一个。康怡希望小区环境宜居,物业靠谱,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。看了50多套房之后,他们才定下来。

卸下房贷压力后,她裸辞自立门户,接待自己的客户,也尝试自媒体。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,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,也不稳定。偶尔焦虑冒出头时,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。她现在发现,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,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,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,“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。”

某种程度上,“卖房换租”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,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。去年上半年,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五环内的房产,拿回115万房款,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,三居室坐北朝南。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,她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,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。

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Loft,空气不流通,待久了容易憋闷。房子在商圈附近,热闹拥堵,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。卖房后,她拿出30万存做定期,当作孩子未来三年上幼儿园的学费。有这笔钱兜底,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,开始创业。

像打开了一个枷锁,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,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。卖掉大城市的房产,手握百万存款回老家生活,覃逸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,但离家十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,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。

上个月,父母信不过覃逸找的租房中介,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。租房预算也受限。最初,覃逸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,享受海景。父母说,1000块钱的房子也能住,何必再多花这么多钱。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,覃逸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,租下一套两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。

资料图。源自东方ic

徐敏静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后,也继续陷入跟长辈观念的拉扯中。还是在龙泉驿区,她租下一套总面积40多平的Loft,月租2200元。搬家那天,行李塞了满满三四辆小型面包车,纸箱堆在客厅,没处下脚。母亲来帮忙,收拾出租屋的衣柜时,看了一眼地上堆积的衣物,对着逼仄的空间满脸发愁。

当初买房后,母亲从老家搬去,跟她一人用一个卧室。母亲很满意那个家,几乎把老家自用的东西都安放进去,还新添了电器,布置上花瓶和花。换租后这一年,母亲只来短住过三次,时常抱怨。徐敏静选择沉默,她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儿,以前定志愿、选专业全是母亲在安排。

决定卖房,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。那天她们在电话里起了争执,母亲又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,压力累积到极点,徐敏静脱口喊到:“你所想的这个我,是我展示给你的,真实的我你知道吗?你不知道!”

去年6月,徐敏静待了两年的地产口报道站点关停,她又一次遭遇裁员。没有房贷压力,又有赔偿金兜底,失业后的她想按下暂停键,思考日后去向。她开始研究短视频,考虑放下这些年的沉没成本去转型。

买房四年来,她没有告诉过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变动,待业时也独自扛下房贷。如今,表弟生了二胎,长辈又不停催促她成家。她厌倦母亲用这些价值去衡量自己,可她做不到不受家人影响,“不能太自我,说白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。”

(为保护隐私,文中人物为化名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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